那么接下來中國應該如何去做呢？從短期看，最直接的做法，似乎應該是遵循博弈中的經典策略——“對等報復”，如前述FT社評中已經提醒的那樣，“中國大可以牙還牙，指控美國企業的在華高管、乃至華盛頓各情報機構的高級成員。”其實，中國還可以做更多：中國，如果愿意，可以游說其他國家，無論是巴西，還是德國，更不要說俄羅斯，恐怕有相當數量早就處于某種“敢怒”邊緣的國家可能借此機會變成至少像美國一樣“敢言”的國家，這可以給讀者提供不少茶余飯后的談資和笑料。

　　但，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面對網絡安全應有的做法。遺憾的是，美國不僅開啟了一個這樣的先例，而且還正在全力迫使其他國家學習這種不負責任，而最終乃至唯一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國宣稱需要保護的網絡安全。

　　更為嚴重的是，就在美國宣布“起訴”5名中國黑客之后的一天，名為“美國自由法案”的文本被提交到眾議院進行審核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和奧巴馬政府對文本中有關限制美國政府搜集美國公民數據的內容進行了弱化，這部分內容正是美國國內民眾在棱鏡項目被披露之后，反彈最激烈的部分，也是奧巴馬政府誓言要大幅度改革的部分。但現在看來，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不僅表現在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上，也表現在處理國內政治的問題上。

　　雖然迄今為止沒有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信息技術高速發展所催生的技術——金融——安全復合體已經具備實質影響美國內外政策制定過程的能力，但是奧巴馬政府的言行，正在一個接一個地刺破人們曾經擁有的美好愿望。

　　前美國國家政策顧問喬治·凱南在20世紀40年代論述當時蘇聯行為邏輯時指出，蘇聯對權力的邏輯敏感，對道義的邏輯不敏感；而此次事件表明，相比前蘇聯，美國不但對權力的邏輯敏感，且深諳如何用道義符號包裝權力；參考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內有關國家安全戰略的討論，美國在網絡空間追求的，不是將網絡空間當成全人類的共同財產，不是將網絡空間當成全球的公共領域，而是將網絡空間看做是一個大國競爭的全新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美國謀求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優勢，而是壓倒性的支配或者領導地位。

　　這種地位，根據這次起訴中透露出來的信息，意味著美國能夠根據美國國內的司法體系，對發生在網絡空間的行為，對位于美國領土之外的網絡空間的使用者，進行司法管轄。

　　或許可以這樣說，一如當初地中海成了羅馬帝國的內湖，美國謀求的是將開放、繁榮、安全的全球網絡空間，成為美國指導和支配下的網絡空間，這種指導和支配，遵循福柯所說的“規訓式”的權力，套著“多邊利益相關方”的馬甲，以美國公司、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復雜網絡關系為支撐。

　　建立這樣一個網絡霸權，在美國國內，需要有效克服民眾對政府權力過度擴張的擔憂，給出形式上的交代；在國際上，要有名正言順的理由以及足夠強大且清晰的敵人，渲染并反擊來自中國的、“得到政府支持的商業間諜”行為，因此變得相當順理成章，而且合情合理。

　　然而，全球網絡空間也不是美國的私人領地，對于以反商業黑客名義下實施的網絡霸權戰略，必須說不。因為這對全球網絡空間賴以生存的基礎的威脅和挑戰，遠比商業黑客/間諜行為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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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雷曼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