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伦敦不久，我便参加了阿英老太太的葬礼。她是新华社伦敦分社第一代前辈邓金先生的遗孀，生命定格在96岁。葬礼在伦敦西北郊一个简朴的墓园里举行，肃穆的小教堂里，我代表单位敬献花束、致悼词。这是我在国外参加的第一个西式葬礼，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代表组织致悼词，而且是给一位素昧平生的奶奶辈老人家。作为晚辈，我有些惶恐与局促，明显感到英文说得有些不利索——毕竟，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机构厚重的历史。手拿悼词稿纸，我仿佛触摸到历史模糊而温热的余烬。

  葬礼归来，在分社寻觅历史的踪迹，也大致梳理出伦敦分社的光荣历史。邓金是上世纪50年代加入伦敦分社的，而早在1947年，伦敦分社就成立了，是新华社在西方国家设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1947年2月，来自香港的中共党员黄作梅奉命筹建伦敦分社，得到英籍华人陈天声和陈依范的协助。陈天声作为法人代表，用私人企业（天声公司）的名义登记，在当时报馆云集的佛里特街（Fleet Street）租了一间办公室。他们使用手摇收报机抄收新华社太行总社发出的英文电讯，再油印装订，寄发给伦敦和欧美国家报刊。延安清凉山的声音传达到泰晤士河畔，乃至更远。

  伦敦分社的成立很快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分社成立仅6天，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新闻处即在其编印的《英国新闻处新闻稿》中刊登了一条消息，题为《新华社在英设分社》：“中国新华通讯社，上周在此（伦敦）成立一分社。据悉该社之目的，在沟通中国解放区与英国及欧洲各国报界方面的联系，每周拟出周刊一种，内容包括电讯评论等。”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人员和媒体记者常到分社查询有关中国的消息和材料。佛里特街132号那间斗室，成了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第一个海外据点。

  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一张2004年12月17日的英国《卫报》。小心翼翼地展开，查尔斯·默里撰写的长篇讣告映入眼帘：《陈天声：一位革命积极分子，中国新华通讯社伦敦分社共同创办人之一》（Samuel Chinque， a revolutionary activist， he co-founded the London branch of China’s Xinhua News Agency）。纸页略有泛黄，部分段落有前人涂标的痕迹，承载着难以言喻的岁月分量。

  目光逐行滑过铅字：陈天声1908年生于牙买加金斯敦，幼年归国。在利物浦的码头，他为争取中国海员同工同酬而抗争，于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他奔走呼号，争取英国援华。1947年，他生命中的关键坐标落定于伦敦佛里特街132号。那里挂起了“天声公司”的牌子，一间分租而来的狭小办公室，成了新华社向世界伸出的第一个触角。手摇收报机日夜转动，油印滚筒发出单调的沙沙声。创刊号上，第一条新闻便是延安军民誓死保卫家园的消息——黄土高原窑洞里的电波，第一次经由泰晤士河畔发出回响。

  而后，我继续探寻前辈们的事迹，了解越深入就越觉得前辈们的不凡。抗战中，英语流利的黄作梅曾参与营救了89名盟军人员。因这一突出贡献，他受英王乔治六世邀请，到伦敦参加胜利大游行，并被授予勋章。已发现的照片里，黄作梅浓眉大眼，英俊潇洒。1949年，黄作梅调离伦敦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55年4月，他牺牲在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飞机被国民党特务安放的炸弹炸毁，令人痛惜。

  再后来，著名的记者彭迪、钱行1956年来伦敦，正式开始采集新闻对国内发稿，伦敦分社从单纯的发稿站转变为功能齐全的驻外分社。彭迪撰写了大量的评论类深度稿件，至今读来依然解渴。再后来，彭迪的身影出现在华盛顿分社，他与《华尔街日报》等展开持续论战并惊动白宫的往事，成为新闻界的传奇。

  我很好奇，数十年前，前辈们在伦敦如何工作，为此我走访了当年的楼宇。邓金先生的女儿传给我几张老照片，其中一张是邓金先生油印新闻稿的画面。我把这些图片裱框起来，挂在单位接待室的墙上。邓金为新华社伦敦分社工作了一辈子，于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来，总社还邀请邓金到祖国访问、疗养。和邓金的后人闲聊，他们对在新华社伦敦分社的岁月颇为怀念。

  历史的车轮滚滚。阿英老太太葬礼上白菊的冷香，似乎还萦绕在鼻尖，远处的泰晤士河水在流淌，一如70多年前的模样。这水流，曾聆听过佛里特街132号手摇收报机单调而执着的嗡鸣，映照过黄作梅四处奔走的身影，见证过一代接一代驻英新闻人的汗水与才情。如今，它承载着分社七十余载的风雨行迹，也开始映照后来者的身影。

  百年变局风雷激荡。前辈们留下的岂止是发黄的讣告、模糊的旧照和散落各个角落的文字？历史已经把那支无形的笔，沉甸甸地递到了后辈新闻人的手中。

  这是历史的接力。这支笔握在手中，沉甸甸，滚烫烫。（吴黎明）